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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瑟夫．新島（Joseph Neesima）
1864年新島襄從江戶倉促乘船前往箱館（今涵館），同年又秘密搭乘美國船隻柏林號，從箱館抵達中國上海，接著搭上威廉羅伯號（Wild Rover）期望能抵達美國——他心之嚮往的國家。
新島襄當時的名字是「新島七五三太」（Neejima Shimeta）。這個名字對西方人來說太難唸了，泰勒（Taylor）船長對新島說：「我就叫你喬（JOE）吧！」
1865年威廉羅伯號抵達美國波士頓。經由泰勒船長介紹，新島認識了威廉羅伯號船東艾菲斯．哈迪（Alpheus Hardy）。
經過了一年的海上航行，新島的英語能力仍不足以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。在與哈迪交談過後，哈迪對他說：「我希望你能將你的想法寫成信，重新交給我。」
哈迪提供了船員宿舍給他，讓他在那裡集中精神撰寫文章。這封信的原稿已經遺失，但關於其內容的抄本以英文形式被保留了下來。後來被翻譯成日文，以「脫離日本的理由」為標題，收錄在新島襄的文集中。
這封信件敘述了新島當時21年來的生命經歷，包括為何嚮往前來美國，甚至不惜瞞著家人離開故鄉與國家，以及如何偶然地讀到漢文聖經，認識了創造天地的上帝與救主耶穌基督。
最後，新島在信中寫到：
後來，我得知這艘船的持有人哈迪先生（Hardy）或許願意送我進學校並負擔一切費用。 當我第一次從船長口中聽到此事時，雙眼瞬間盈滿淚水。 不只是因為對他充滿感激，更因為我深深感到，上帝並沒有丟棄我。
哈迪深受這封信件感動，決定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，支持這個與自己沒有親屬關係、素昧平生的日本青年。這場命運般的相遇，影響了新島往後的人生。
新島自稱為「喬（Joe）」，因為船長是這樣叫他的。
哈迪對他說：「喬是個綽號，以後就用喬的本名『約瑟夫（Joseph）』來稱呼吧。」
從此，新島便作為「約瑟夫．新島」（Joseph Neesima）開始在美國的生活。
美國求學與受洗
哈蒂年輕時原立志作牧師，卻因健康因素作罷，此後致力於資助青年教育，且身兼數所學校的理事——其中之一正是新島後來就讀的學校。
1865年10月，新島入讀安多佛的中學——菲利普斯學院。哈蒂為新島負擔了所有學費。當時他已21歲，但首要目標是習得英語。
1866年12月，新島在安多福神學院（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）附屬教會——巴雷特禮拜堂受洗，正式成為了基督徒。
從菲利普斯學院畢業後，他於 1867 年至 1870 年間在阿默斯特學院（Amherst College）學習，並取得了理學士（Bachelor of Science）學位。新島襄是第一位在美國取得學位的日本人。
新島在阿默斯特就讀時已立志為牧師。從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後，他在 1870 年至 1874 年間於安多福神學院進行了專業的神學學習。
岩倉使節團與歐洲考察
1868 年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，1871年（明治 4 年），明治政府派出了一支規模宏大的外交使節團，由岩倉具視擔任特命全權大使，成員包括大久保利通、木戶孝允、伊藤博文等，共 107 人。歷時約 1 年 10 個月，訪問了包含美國與歐洲等 12 個西方國家。[註]
1872年3月，岩倉使節團來到美國的期間，新島被召去協助文部理事官田中不二麿。
新島受邀以翻譯兼書記的身分成為岩倉使節團的一員，隨同他們視察美國，後來還向安多福神學院休學一年，隨同赴歐洲進行視察。
在目睹歐美各級學校的作用後，日本政府要員認識到國家必須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。田中深覺整備教育制度離不開新島的協助，希望與他一同返國；但新島婉拒。此時他已夢想於日本設立基督教主義學校，決意重返安多佛神學院完成學業。
拉特蘭演說
自歐洲返美後，新島接到美部會（ABCFM）派往大阪的宣教士高登（Gordon）來信，邀他到日本協助。新島便在神學院畢業，取得牧師資格後受公理會差派，準備作為宣教師回歸日本。
1874 年10月，新島在拉特蘭舉行的美部會第65屆年會上登台致詞。面對擠滿恩典教會（Grace Church）約一千名的會眾，新島發表了一場演說，表達自己的志向——在日本建立一所基督教學院，誠摯懇求會眾的資助。
新島的演說獲得了巨大的迴響。有人奉獻了一千美元，有人奉獻了五百美元。
會眾中一位老農夫，奉獻了他回程的車資—２美元。雖然不多，但卻是奉獻給了日本的未來。
在美國生活的期間，新島一直使用「約瑟夫．新島」（Joseph Neesima）這個名字。但在歸國前夕，哈迪對他說：「把我的名字『哈迪（Hardy ）』作為你的中間名吧。」
哈迪與新島相遇時，新島21歲，哈迪原已有四名兒子（最大十七歲）和一位養子。哈迪對待新島宛如自己的長子一般，在這10年之間供應他的所需，實現他求學與成為牧師的夢想。當新島提出自己的志向以後，哈迪也運用他的影響力協助募款。即便在新島回到日本以後，他們之間仍有書信往來，哈迪持續作為陪伴者，支持新島在日本建立基督教學院。
哈迪是新島的「美國父親」；新島將「哈迪（Hardy ）」作為中間名，就是這樣的象徵——我是你的兒子，我是這個家族的成員。
此後，他在用英語署名時，便寫作「Joseph Hardy Neesima」。
歸國與同志社英學校的創立
脫國十年之後，新島歸回日本。1874年11月26日抵達橫濱港。
新島思考作為 Joseph Hardy Neesima，回到日本以後該如何稱呼。他原先想使用「新島譲」，但友人提醒，這個「譲」可能會令人誤讀成別的發音，因此新島改使用「襄」這個字。
於是，「新島襄」（Niijima Jyou）作為 Joseph Hardy Neesima 往後的名字，並寫進了歷史。
新島襄與宣教士前輩戈登（Gordon）在大阪會合，並且認識了另一位宣教士戴維斯（Davis）。戴維斯相當支持新島襄辦學的志向。在同志社創立之初，戴維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在當時以「傳道優先」的宣教氛圍下，「辦學」受到許多宣教士的批評。戴維斯為新島襄的志向辯護，並一路支持。今日同志社京田邊校區仍有「戴維斯紀念館」紀念戴維斯為同志社所做的貢獻。
1875年一月，新島襄與當時參與岩倉使節團的要員木戶孝允、伊藤博文，舉行了「大阪會議」。這兩人在當時日本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。受到他們的幫助，新島襄最先計畫在大阪開設學校，預定了校址，做好了準備，只差大阪府知事的批准。
然而當時的大阪府知事渡邊昇不許揭示基督教主義，說「如果拿下基督教的招牌，就可以許可。」這對新島襄當然不能接受。於是在大阪設校的計畫告終。
建校計畫受挫之際，戈登向新島襄提議：「要不要見見這個人。」這個人是同志社得以成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——山本覺馬。
在1868年會津戰爭中，山本覺馬與薩摩藩等明治新政府軍作戰並戰敗。被捕後幽禁在京都的薩摩藩邸。他以前眼睛就有問題，在幽禁期間完全失明，身體也變得相當不自由。但他是一位非常開明的人物，學習了許多西洋文物，在獄中撰寫了名為《管見》的建議書並提交給薩摩藩。
他指出了對日本的未來，什麼是重要的，例如學校、女學（女子教育）、變佛法等等。他認為日本的佛教已經腐敗，沒有必要繼承這種東西，不如把寺廟改成學校。
他對佛教持有非常強烈的批判性見解。可見他是一個不受傳統束縛的人物。由於他展示並實際擁有這些優秀的想法和構想，明治時代他被從幽禁中釋放後，被京都府徵用為顧問。
1875 年 3 月，戈登遇到了山本覺馬，贈送了他一本漢文基督教書籍《天道溯原》。山本覺馬讀後，使他原本對基督教抱持的疑問冰消瓦解。他非常感動，甚至買了很多本分發給身邊的人閱讀。這本書對山本覺馬產生了巨大影響。因此，山本並沒有對基督教的偏見或過敏反應。
1875年4月，新島襄與山本覺馬相遇，並講述了自己設立學校的想法。在開明的風氣、或者說不受舊時代習俗傳統束縛、開拓新道路這一點上，兩人意氣相投，於是決定共同合作設立基督教學校。
山本覺馬將自己在京都的土地，以極低的價格售出作為同志社校址，就是現在今出川校區的那個地點。據說「同志社」這個名字也是山本覺馬想出來的。
1875 年 8 月，新島襄和山本覺馬共同向京都府提交私塾開業申請。
提交給京都府的同時，最終也需要文部省的認可，這裡遇到了一點麻煩。因為政府層面對基督教相當敏感，但幸運的是當時文部省的最高長官是新島熟識的田中不二麿。過去建立的良好人際關係，在跨越歲月後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。私塾開業申請最終得到了認可。美國公理會宣教師戴維斯受聘為首任教師。
1875年11月29日上午8時，從新島借宅舉行的祈禱會起，「官許同志社英學校」開始了。「同志社」意為「志同道合者相聚之社」，初創僅有8名學生與2名教師（新島襄與戴維斯）。
戴維斯後來在其所撰《新島襄之生涯》中回憶：
「那天早晨，開校之前在新島家中所獻上的那個溫柔、充滿淚水、認真的祈禱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」
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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